2025年1月的上海，细雨敲打着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的玻璃幕墙。孙成安捏着刚拿到的判决书，镜片后的双眼却闪烁着久违的光亮。这张纸，凝结着他从2016年起追讨借款的九年艰辛，也终于为这场漫长的债务纠纷画上了句号。

时间回溯到2016年，孙成安出于信任分三次借给好友曹亮18.6万元，对方郑重出具借条，承诺按时还款并承担违约责任。然而借款到期后，曹亮的手机从偶尔占线变成彻底关机，曾经熟稔的面孔消失在茫茫人海。孙成安四处打听，却始终找不到人，曾经的信任化作泡影，只留下一纸借条和无尽的焦虑。

2021年，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孙成安将曹亮诉至法院。法院于2022年6月作出判决，判令曹亮归还本金18.6万元及利息、违约金、律师费等。

然而，判决生效的喜悦转瞬被现实击碎。当孙成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，执行法官的反馈如一盆冷水浇灭了他的希望。曹亮名下除了与家人共有的三套动迁安置房外，无任何可执行财产。其中一套房屋虽被预查封，却因涉及家庭共有析产难题，法院无法直接处置。

执行程序停滞的两年间，孙成安跑遍了相关部门，得到的却总是“房子在那，但动不了”的答复。曹亮一家甚至拿出一份《具结书》，声称房子归曹亮妻子所有，与曹亮无关。看着近在眼前却无法执行的财产，孙成安的心如同被针扎一般。

直到2024年夏天，经人介绍，孙成安来到北京冠领（上海）律师事务所求助。律所经研判接受委托，指派律师查支林代理本案。

“每次接到法院电话，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。”会议室里，孙成安回忆起那段日子，语气中仍带着苦涩。律师仔细聆听着孙成安的叙述，随后认真研读了他带来的所有材料。动迁协议显示，曹亮与其妻陶欣、女儿孙雅楠、外孙女郑娴四人同为动迁安置人员，获得三套动迁安置房，但四人始终未办理产权登记，也未分割共有份额。

律师向孙成安释明，“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、扣押、冻结财产的规定》，债权人在被执行人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时，有权提起代位析产诉讼。现在的关键，是要证明他们存在恶意维持共有状态阻碍执行的行为。”

为了打破这一困局，律师双管齐下。一方面，整理已生效的民事判决书和执行裁定书，用法律文书牢牢固化曹亮的债务事实及执行困境，以此证明提起代位析产诉讼的必要性。另一方面，律师深入研究动迁档案，发现案涉房屋早在2024年5月就已登记在望岳公司名下，具备办证条件却长达一年未办理；而曹亮所谓的《具结书》，落款日期竟然在2023年，也就是在债务产生之后才签订，明显是为了逃债而作的内部约定，根本无法对抗债权人。

更重要的是，律师在一份早年的动迁补偿协商记录里找到了决定性证据：曹亮一家曾在调解中自认，曹亮作为被拆迁房屋的产权人，在安置利益中占57.4%的份额。这一自认，为后续的诉讼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2024年底，冠领律师将曹亮家等四人列为被告，正式提起债权人代位析产诉讼。同时向法院申请追加望岳公司为第三人，以彻底解决本案债务纠纷。

庭审当日，曹亮拿出那份《具结书》，试图辩称案涉房屋产权归妻子陶欣所有，与自己无关。针对曹亮的说辞，冠领律师先援引《民法典》第299条规定，表示“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共同享有所有权，动迁安置协议明确四人都是安置人员，该房屋依法属于共同共有。”

紧接着，律师指出，曹亮的债务最早产生于2016年，而这份《具结书》却是四被告在债务产生后签订的，且至今未办理产权登记，物权变动并未生效，根本无法以此对抗债权人。眼看这一抗辩被驳回，曹亮又提出新的主张：“即便析产，我的份额也应按五分之一计算！”

对此，冠领律师早有准备，当庭出示动迁材料，反驳道：“动迁安置总面积217.30平方米，而根据被告方自己在2022年调解中的陈述，曹亮因作为原房屋产权人，应享有57.40%的份额。如今你又硬按人头平分，实质是在缩减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，损害债权人利益！”一番辩论下来，冠领律师在法律条文与证据之间游刃有余，把曹亮的抗辩一一拆解。

当法官询问曹亮是否认可57.4%的份额时，曹亮支支吾吾半天，最终只能默认。2025年1月，法院经审理，完全采纳了冠领律师的代理意见，判决案涉房屋由曹亮等四被告按份共有，其中曹亮享有57.40%产权份额，其余三人共同享有42.60%份额；第三人望岳公司协助办理该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。

判决生效后不久，孙成安的手机里传来执行法官的消息：“拍卖公告已经挂出去了。”春雨渐歇，他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脚步轻快。抬头看看天空，蓝得透明，多年的阴霾终于散去。目前，拍卖程序正在推进中，其债权即将得到实质性清偿。（文中人物及公司除代理律师外均为化名）

撰稿人：凌浩

审核主编：张冠彬